人们之所以崇仰和喜爱那个春秋战国的时代,就在于那个时代实在太过纷乱了,因为它的纷乱,而出现了数无不尽的不朽的满怀壮志雄图的奋斗之人,造就了无数的无所不包的倡议家国人民的思想之家,从创造了这样一个,永恒的,最伟大的,最令人赞扬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之中,铜雀文明的思想和文化得以形成,它光点所携带的事物得以向东方的诸国传播,而给东方的各国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它是最为世界的民众所铭记的东方文明最为光芒万丈的一刻。
它的那些精神,传承下来,通过不断的融合与并通,留下的最重要的也就是:
中(亦称元、东全)、儒、道、法、墨、农六家,所谓百家争鸣,到了战国之世,也就如同中原的二三等国一样,因为其自身就是整个大的文化中的一环而为用以救世的流派所并,而弱小的国家,也成为了大国的土地,血战的疆场。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思想的源流,莫不过是两个来源,一是源于古代的宗教哲学之中,二则就是出于对社会进行规划的专职机构了,前者是神秘的玄学,后者是实际的政治。先秦诸子的学说,其成因出于王官之学,其缘出于救时之弊。既然天下独立自新的列国都想要改省世界,那么就要穷尽全力而使自己强大了,就像一个人一样,既然要使自己强大,那么就要寻得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必是要超越或者有别于其他人的方法的,不然,则强大了,一不能长久,二也不能改变什么。
所以终尽春秋战国之世,除了无数神乎其神的战争阴谋,就是各国无数次的图强变法了,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是这个道理。
百家之中,要么专究高深玄远之理论,要么只效一时一节之用,只有这六家,对后世影响最大,而其产生的集合,也是对铜雀文明的演化最重要的一个构造。我们说,农家是代表了最古的思想,这是因其的理论最为简朴,看许行就可知,就是君臣并耕,无政府而物不论质,如果不是依据最原始最简陋的风俗,断然不会有这种思想。
而墨家呢?则以自二代以上的文化为基础,行凶荒札丧之变礼。兼爱非攻,贵俭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其思想,是最为于一个人的外在最实用的了,因为它要引导一个人以外在的意志,要对于这一个世界,有一个严正朴实的对待,对于在社会之中,有一个端正明确的立场,而能使自己在人群中有一个自己的立足之地,其教导的,能有这样严以律已的能力的人,就是沦落的武士了。所谓武士道之类的严苛的精神,与此怕是甚为联系的。
那么儒道两家呢?在先秦以前,我们看,也就是诸子之学初际之时,大概儒家还是为整肃人的内在而从人民与君之上去改善社会的,而道家则在其初,是要驯化人的过刚的,使人趋于内心,而对于外,对待人和社会,是要以柔为善的,遂要无为。但到后来,就成了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格局,这又是怎么回事?
关键在于战国终尽的时候,在铜雀之中,大一统的思想就已经很盛了,后来的人们都看做是这是历史的顺应,是必然的趋势,那么既然是必趋之势,就必定是要有一家之言去主张如何能够维持这种统一的状态的,儒家言了,它的门生弟子遂在列国之间游说,宣扬自己的思想,要教君王与国家治理人民了。
儒家宣的思想,是要君主以仁来独步天下的,但是这时候,春秋的一百多国几为七雄所占,纷争激烈,要想赢得胜利,就容不得亲和的学说来行使,而要主张最顺应时代的变化而来监管人民、垄断国力的法家了。
如此一来,天下深感世道崩坏的人就要心痛,就要寻求逃避了,这就说明,道家是对暴恶野蛮的时代的一种反动的思想了,而法家最能审时度势,明察现实而受到了秦国的青睐,主变法而反守旧,其学说最新,遂能得力。
这个时候,既然法家要宣富国强兵,以武力统一天下,裁抑贵族,以约束封建势力,那么儒家就要提出一个更高的理想了,这就是三世之义,逆挽乱世,至于小康,进通大同。这样一种设想,实在是可谓最宏大最深远的了,只可惜,既要使此法得行,就要依托于希望维持旧秩序的封建时代,寄希望于那些掌握国家命运的统治阶级,而儒生能对他们做的,也就是不断降低要求和标准,而世界运行千年,到最后,还是只能行小康之义,而求小康之世,让它的后人,都饱受理想与现实之间撕裂的痛苦。
最伟大的大同之世既然见不到了,而在这残酷的世界里又非严酷之法而不能生存,人之品质灭裂,而社会滑落向毁灭的深渊,既然如此,中家就要出现了。后世的人,向来看农家为本世之学,即保证人之生存的理论,而看墨、道之学是规划人的行为举止、品性生活的思想,再视儒、法之学,是要改良社会之现状的理论,至于中家,就终于不知道该如何定义了。
中家的起始,事在战国的中期,而其于百家之中,也算得上是诞生最晚的了。既百家之说兴之已久,人们就要说中家是集百家之学说的杂家了,这是要让尸佼先生动怒的,中家的起源,和杂家是无甚关系的,其所要做的,也与百家之言无同,要认清其究竟是什么玄虚,还是看习其之法的澹台氏之言,澹台氏因习其法而于列国中争衡,所以他的开业者就说:
“此乃末世之学”。
这个开业者,就是澹台氏的第七代族长澹台启,其带领家族开业之事,事在公元前498年,这一年,也就是孔庸(在这个世界,儒家的创始人名庸,庸抚天下之意)行云国之政,开夹谷之会(齐国与云国的一次大会,孔子藉此从齐国手中拿回云国的汶阳之地)而施行自己主张后的第三年,同时也是吴王阖闾伐越受伤而死的两年前。
而这一年本身,也就是云国在孔子治下,安定强盛而云定公为除三桓之卿的威胁而派出子路毁三桓之城,收其甲兵的一年。
看看,这一年是多么的特殊啊!
云国自三桓兴起以来,一直饱受公、卿之间矛盾冲突的伤害,而定公想要借此安定之机彻底解决后患,不料子路进兵未成,而三桓亦不妥协,定公亲自发兵又败,三桓都未灭,而鲁国动乱,孔子被逼走,开始周游列国的人生。
又是在这种动荡之下,澹台氏一族因为与三桓的细故而为避兵锋逃遁东南,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澹台氏,是居于季氏(季友一族)赐给的封地之中的,也就是说,在澹台启举族逃亡之际,他是带着一城一地的兵马的!
启带兵辗转于宋楚之间,终于两年后,阖闾伐越而死,夫差继,而启于混乱的宋吴之间占了一地,此地交通极便利,启遂使家族在此居住下来,而于此兴建一城,谓之云州。又两年后,夫差破越,而启北返,重新取回封地,被三桓认可为了一国之君!
大约在当时,是有一些一地之国存于二三等国之中,以“国属”之名,而成为附属的,启凭借自己的顺应势流,而更得到了三桓的信任,得以在纷乱的春秋之世有一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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