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代名人录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

    稷下是齐国国都城门，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附近。

    1词语释义“稷”

    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处城门的名称。

    “稷下”

    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

    故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宫”

    （这与东汉时期的“鸿都门学”

    得名由来相同）。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

    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

    ，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

    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2学宫简介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

    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申不害、接子、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儿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

    尤其是荀子，曾经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

    （学宫之长）。

    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

    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

    的典型。

    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

    ，并“受上大夫之禄”

    ，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

    （《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

    （《盐铁论·论儒》）。

    因此，稷下学宫是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

    稷下学宫的学术博大精深，包含了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

    就儒学而言，曾在稷下学宫中有影响的儒家学者，前有孟子，后有荀子。

    《盐铁论·论儒》中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论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干有余人。”

    现代学者钱穆认为这段史料不可靠，孟子不是“稷下先生”

    （参见钱穆《先秦诸于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但有不少学者不同意钱穆的观点。

    不管孟子是否稷下先生，可以确定的是，孟子长期居齐，他的思想颇受稷下学者的影响，如孟子关于“养浩然之气”

    的思想，就有学者认为是受稷下先生宋钘、尹文“气论”

    的影响（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批判》、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

    荀子，则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他立足儒家，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从人性论、认识论、政治理论、天人关系等诸方面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吸取和修正，从而将诸子学术推向**，成为战国诸子学的真正总结者，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就是荀子的“礼法结合”

    的政治思想。

    3存在时期战国时期，齐国是东方大国，鲁国不但弱小，而且很快就灭亡了。

    战国时期齐国的文化圣地就是稷下学宫。

    它基本与田齐政权相始终，随着秦灭齐而消亡，历时大约一百五十年。

    4创设条件齐国本是周朝开国大臣姜子牙的封地，姜齐奉行尊贤上功的国策，很快开发成为强国，春秋时期，一度成为霸主。

    到公元前386年，失去社会支持的姜氏失去政权，经过几代努力而获得齐国上下广泛支持的田氏，取代姜氏，田和成为齐国国君，衰微的周王朝代表周朝各国对此表示承认，这一事件被称为田氏代齐。

    王族换了，国家依然兴盛，对于这次“篡位”

    ，一直以来很少听到批评的声音，甚至很少有人以“篡位”

    称呼此事。

    对此庄子有句辛辣的评论道“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见《庄子·外篇·胠箧第十》』田齐的第三代国君齐桓公田午，为聚集人才，在齐国国都临淄西门外创建稷下学宫，将学者封为“大夫”

    。

    学宫延续至末代齐王田建时期方才衰弱。

    这个学宫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才消失，和田齐政权存在时间基本一致。

    5创建稷下学宫创建于齐威王初年，是齐威王变法改革的产物。

    齐威王是田齐桓公的儿子，据《竹书纪年》推算，他于公元前356－前321年在位，共36年。

    齐威王初即位时，喜好声色，饮酒作乐，常常通宵达旦而不理朝政。

    但很快在邹忌、淳于髡的劝谏下振作起来，决心改变齐国的现状，进行变法改革。

    齐威王是个有雄心壮志的国君，他以“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的精神，任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进行变法改革。

    他从考核官吏，赏罚分明，树立清廉的风气入手，烹了阿大夫，封赏了即墨大夫，并“谨修法律”

    ，实行法治。

    他还广开言路，奖励批评，从而揭露弊政，以便于改革；重视人才，选贤任能；加强边防，积极奋战。

    齐威王不以珠玉为宝，而以人才为宝。

    戍守边防的田忌、檀子、黔夫等都能独当一面。

    而且用人不受宗室血缘关系的限制，往往破格提拔。

    邹忌出身为布衣之士，孙膑是从魏国逃来的“刑余之人”

    ，淳于髡本是髡钳家奴，为赘婿，都被委以重任，位在上大夫之列。

    稷下学宫的创建当是齐威王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

    徐干《中论·亡国篇》说：“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

    这里所说的“齐桓公”

    ，很可能是齐威王之误。

    因此，郭沫若在1946年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曾主张徐干《中论·亡国篇》中的齐桓公即齐威王，不是没有道理的。

    徐干该篇不是专论稷下学宫起于何时，而是顺便提到此书而已，其有误是不足为怪的。

    齐威王之所以创建稷下学宫，除了受魏文侯尊礼子夏建立西河之学的影响和广开言路之外，更有他为巩固田氏政权的统治的苦衷。

    据《史记》记载，田氏欲代姜氏有齐国，非一世也。

    其中田常（田成子）杀齐简公是最重要的一步。

    当田常已经杀了简公，害怕诸侯们群起而攻之，于是“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三晋、韩、赵、魏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

    可见，田氏取代姜氏的过程中，在外交、内政上作了大量的工作。

    到太公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又在浊泽与魏文侯会盟，请魏文侯出面求立为诸侯，得到周天子与诸侯们的同意，才于“康公三十九年（公元前386年）田和立为齐侯”

    。

    ①田齐政权的建立，也是来之不易，而且害怕落个篡弑的恶名，他们总不忘为“田氏代齐”

    的合理性制造舆论。

    因此，齐威王创建稷下学宫是下了很大本钱的。

    稷下学宫规模宏大，“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

    。

    ①稷下先生们也受到尊宠，到齐宣王时，“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徙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

    ②以致稷下先生多达千有余人，而稷下学士有“数百千人”

    ③。

    由于稷下学宫集中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因此便出现了《管子》等一大批著名著作。

    《管子》一书，冯友兰认为“就是稷下学术中心的一部论文总集”

    。

    6性质特点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

    、“不治而议论”

    、“无官守，无言责”

    的方针，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

    人们称稷下学宫的学者为稷下先生，随其门徒，被誉为稷下学士。

    齐威王即位，为革新政治，选贤任能，广开言路，进一步扩建了稷下学宫。

    齐宣王时期，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趋士”

    、“贵士”

    、“好士”

    ，稷下学宫的规模和成就达到顶峰（滥竽充数这个典故就和齐宣王有关）。

    齐宣王对稷下学宫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儒、道、名、法、墨、阴阳、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聚集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话题，展开辩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稷下学宫达到鼎盛。

    世称“百家争鸣”

    。

    对此，司马光在《稷下赋》中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然而，齐闵王后期，不听谏言，邹衍很快离开齐国去了燕国，随后，齐几乎为燕将乐毅攻灭。

    齐襄王时期，齐国重建，虽然努力发展稷下学宫，但是稷下学宫仍然没有能够恢复到鼎盛时期的面貌。

    稷下学宫最有名的两个人是孟子和荀子。

    两人都曾在稷下学宫任职，荀子在齐襄王时期曾三为“祭酒”

    。

    至齐襄王的儿子齐王建即位，稷下学宫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随着齐的灭亡而消失。

    7发展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

    “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

    （徐干《中论·亡国》）。

    齐桓公田午弑其君田剡及孺子喜而自立，田齐第三任国君，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

    稷下学宫即创建于田齐桓公执政时期。

    当时，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的封建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

    于是桓公田午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

    这时的稷下学宫尚属初创阶段。

    只是到了齐威王、宣王之际，随着齐国国势的强盛，才得以充分发展达到鼎盛阶段。

    齐威王当政，在邹忌等人的辅佐下，采取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选贤任能、广开言路，扩建稷下学宫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措施，终于使齐最强于诸侯，稷下学宫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

    由此可见，稷下学宫在齐威王时有了很大发展。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

    当时齐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壮大。

    齐宣王在位期间，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广招天下贤士而尊宠之，大办稷下学宫。

    为稷下学者提供优厚的物质与政治待遇，“开第康庄之衢”

    ，修起“高门大屋”

    ，政治上，授之“上大夫”

    之号，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

    勉其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鸣，鼓励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吸纳他们有关治国的建议和看法。

    因此，吸引了众多的天下贤士汇集于稷下。

    这一时期的稷下学宫，在其辉煌的历程中，发展到最高峰。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这即是说，继齐威王时稷下学兴盛之后，齐宣王时再度兴盛起来，而达到鼎盛时期。

    这种盛况，既是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产物，也是当权者重贤用士，思想开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8功能询议稷下学宫是齐国君主咨询问政及稷下学者议论国事的场所。

    齐国执政者不惜财力物力创办稷下学宫，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招揽天下有识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为其完成富国强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服务。

    因为他们懂得：“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

    （《说苑·尊贤》）的道理。

    而被稷下吸引来的稷下学者都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功业思想，他们高议阔论、竞相献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采纳。

    《新序·杂事》说：“稷下学者喜议政事。”

    《史记·孟荀列传》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学者……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

    齐王向稷下学者咨询国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学者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稷下学宫也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

    例如，淳于髡曾用隐语谏威王，使之戒“长夜之饮”

    ，从消极悲观中振作起来，亲理国政，奋发图强；他又以“微言”

    说齐相邹忌，敦促其变法革新。

    齐宣王与孟子曾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

    王斗曾直面批评宣王“好马”

    、“好狗”

    、“好酒”

    ，独不“好士”

    ，直到宣王认错、改错为止，“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

    （《战国策·齐策四》）。

    这些都显示了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

    稷下学者进言，齐王纳言，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特色。

    教育稷下学宫又具有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知识的性质，被后人称为“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

    ，“齐国的最高学府”

    ，其在教育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作为教育功能，与后代学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学校的特点，又有历史的独特性。

    稷下学宫具有一般学校的性质和活动特点。

    首先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条件，“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正说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并且相当宏伟壮观。

    其次，有众多的师生在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

    《战国策》载田骈有“徒百人”

    ，《孟子》记载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

    。

    稷下最为前辈的学者淳于髡也有“诸弟子三千人”

    之称（《太平环宇记》引《史记》）。

    宣王时，稷下的师生数量多达“数百千人”

    。

    由此可见师生人数之众。

    如此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教学活动，再次，稷下学宫有较严格的规章制度。

    根据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职》篇当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里面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老师到品德修养，都规定得详细严格。

    从此，可见当年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也是健全、严格的。

    学宫具有独特的教育特点。

    游学是其教学方式之一。

    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

    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就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打破了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稷下学宫便成为教育人才的中心。

    学术稷下学者总是针对当时的热点问题阐述政见。

    他们学识渊博，长于分析问题，在表述上旁征博引，穷尽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学术性。

    同时，由于稷下学者学派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异，而会竞长论短，争论不已。

    最终促进了稷下学宫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为当时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的中心。

    在学术上，稷下学宫具有兼容百家之学，多元思想并立，各家平等共存，学术自由，相互争鸣，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点。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兵家等各种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舞台上。

    稷下学者因政治倾向、地域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而使稷下学宫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

    在这种形势下，稷下各家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相互间展开论争，使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在论争中，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论优势，而且使学者们也认识到各自的理论弱点，促使他们不断吸收新思想，修正、完善、发展自己的学说。

    论争促进了不同学术见解的思想渗透和融合。

    因此，郭沫若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

    “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

    （郭沫若《十批评书·稷下黄老学学派的批判》）总之，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同时，稷下学开启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稷下学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

    仅就稷下学者的著作来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学科的知识。

    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思想理论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

    9争鸣王霸之辩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称霸争雄，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中国走向统一的大趋势已露端倪。

    怎样实现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

    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

    稷下学者展开了大争论。

    儒家大师孟子明确主张重王道轻霸道。

    他认为，“以力假仁者霸”

    ，“以德行仁者王”

    （《孟子·公孙丑上》）。

    所谓的“霸道”

    ，是仗恃国家实力的强大，假借仁义的各义，来称霸诸侯，征服天下。

    他反对霸道，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所谓“王道”

    ，是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义，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

    他主张实行王道，因为这是“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

    。

    所以，当他的学生公孙立问他“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难道还不值得学习”

    时，他表现出不屑一顾，认为“以齐国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

    。

    而公孙丑将他与管仲相比时，他更是愤愤然了。

    荀子则有所不同，他虽然崇尚王道，但面对当时盛行霸道的现实和对齐文化的吸收，也谈霸道。

    实际上他是主张在王霸并容的前提下，以王道为本（参见《荀子·王霸》）。

    管仲学派与孟、荀的王霸论又有所异。

    管仲学派主张王霸并举，是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定，即“霸王者有时”

    ，“以备待时，以时兴事”

    。

    他们认为，“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

    还说：“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

    （《管子·霸言》）可见，管仲学派的王霸学说更适合当时的时势，更具有现实性。

    义利之辩义利之辩是稷下学宫中百家争鸣的一个很普遍的辩题。

    孟子继承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的思想，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追求利必然损害义，为了保拿义，要“舍生而取义”

    ，“二者不可得兼”

    （《告子上》）。

    所以，梁惠王问他“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

    时，孟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并告诫梁惠玉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梁惠王上》）荀子则反对孟子唯心主义的义利观，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上，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

    他认为；“义与利，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人之欲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也。”

    （《荀子·大略》）人们对利的追求具有合理性，是人的本性，并举例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舜之所同也。

    “（《非相》）\"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

    （《性恶》）荀子在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有合理性的同时，又认为这种追求要保持一定的度，不能放纵。

    放纵逐利，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他在《礼论》中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

    至于好义，则是因为人贪生惧死。

    单个的人无法生存，故而要群居。

    故而为了实现群体的团结，必须要每个人放弃一些利益，这便是义的由来。

    圣人（周公旦）看到了人性的好利和没有节制的好利的后果，也看到了义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故而根据它们制定了礼乐，使社会有了等级差别（也就是定名分，确定利益），使天下人节制**（不是孟子学派的禁欲），从而避免出现纷争，使社会有序、团结、强大。

    至于儒者对礼的作用，是维护它的延续，若有大儒明白礼的要义，也可以据此改变。

    就是荀子所说的：“有治人，无治法。”

    （《儒效》）意思是有实现天下大治的人，没有使天下大治的法（此法既指礼法，也指律法）。

    “荀子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

    荀子，完美的解释了儒家的各种思想的由来，解决了儒家思想的合理性问题。

    如此，儒家经典才被人广为接受。

    管仲学派对义利关系的看法是义利并重。

    他们认为：\"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权修》）。

    讲礼义教化，不忘记物质利益的激励功能；讲物质利益，也不忘记礼义教化的引导作用。

    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故《版法》在讲了\"必先顺教，万民乡风\"之后，紧接着说：\"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天人之辩天与人，或说天道与人道，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古老而又极其重要的范畴。

    中国古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同天人之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天人之辩，首先要回答天是什么，然后再回答天与人的关系如何。

    稷下各学派围绕天与人进行了交流与争鸣。

    孟子认为，天是人事的最高主宰，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在孟子看来，人民的降生。

    事业的成败、帝王的权位、天下的治乱，都是天的指令。

    实际上，孟子将天看成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无所不能的精神性的实体。

    由此，他沿着“尽心、知性、知天”

    的思维模式和认识路线，建构了“天人合一”

    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与孟子大相径庭。

    荀子认为，天就是自然界，其运行变化具有规律性，这种运行变作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

    （《荀子·天论》）荀子还认为，人是天下最珍贵的。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不是一般的部分，而是特殊的一部分。

    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王制》）荀子基于对天人关系的唯物主义认识，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

    、“制天命而用之\"”

    的光辉思想，代表着稷下学宫中关于天人关系认识路线的一翼。

    管仲学派对天人之辩的回答也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性，比如《管子，度地》将能根除水、旱、虫等五种灾害说成是人能主宰自然界。

    从具体的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认识天人关系。

    \"人性善恶之辩稷下学宫中，关于人性的善恶之辩，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看法。

    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荀子的性恶论。

    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孟子·告子上》）可见，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和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

    至于人做了不善的事，不是因为其本性不善，是由于他自己不把握自己，被形势左右所致。

    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

    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告子上》）告子将人性比作水渠中的水，让它向什么方向流它就向什么方向流。

    人性的善端，不是生而就有的，是靠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而形成的。

    荀子的性恶论。

    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生而具有的，然而他却得出了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的结论－－性恶论。

    为什么荀子会得出性恶的结论呢？

    荀子解释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嫉）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性恶》）显然，荀子认为在人性中，最能支配人类生活的是人的好利恶害，而任由好利恶害发展，必然产生尔虞我诈、争夺、犯分乱理等不道德的行为，故说人性是恶的。

    他同时指出，这种人性虽是恶的，却能通过后天的学习修养“化性起伪”

    ，达到君子、圣人的道德修养，人就变得善了。

    也就是善是学习修养得来的。

    此外，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内容还很多，如攻伐寝兵之辩、名实之辩、世界本原之辩等等。

    10历史意义秦朝设有七十员博士官的制度，据说是沿用了齐国稷下学宫的传统；而且，秦的著名博士叔孙通（为汉朝制订朝礼，朝礼制定后，刘邦曾经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就号称“稷下生”

    。

    稷下学宫本身有很多功能：其成员即可以充当政府的智囊团，又著书立说进行学术研究，由于广收门徒，还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可以说是一所非常成功的大学。

    战国时期，三晋纷乱，楚则保守落后，秦虽是新兴，文化未盛，齐几乎始终领导文化潮流。

    而中国自秦以后的各种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从稷下找到源头。

    如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基本上是孟、荀两派理论的交替使用；再如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一直在中国盛行，并且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此外还有在汉朝早年流行的黄老思想。

    在中国几千年历时中，稷下学宫学术氛围之浓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丰硕，都是独一无二的。

    11历史地位从稷下学宫的施行方针及其成果意义来看，稷下学宫完全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真正的第一所大学，第一所学术思想自由学科林立的高等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