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4月,的里雅斯特
四月的第一周,海军观察团来了。
一行七人,从维也纳坐火车来,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雪白的手套,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领头的是一位海军少将,姓冯·克劳泽,五十多岁,肚子很大,帽子戴得很正,走路的时候下巴微微扬起,像是在检阅什么人。他的身后跟着三位上校、两位中校和一位少校——少校是最后面的,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负责记录。
莱奥带着施密特和士兵们在炮台门口列队迎接。保罗站在最后面,不是军人,但他想看看那些大人物长什么样。玛丽亚站在营房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假装在扫地。伊洛娜坐在咖啡馆里,透过窗户往外看。雅各布站在柜台后面,擦杯子。
“莱奥·冯·海登莱希中尉,海岸炮兵部队代理指挥官。”莱奥立正敬礼。
冯·克劳泽打量了他一眼,回了个礼。“你的部队有多少人?”
“报告将军,三十七人。”
“炮呢?”
“五门。三门旧式前装炮,两门从波拉调来的后装炮。”
“能打响吗?”
“能。”
“打准吗?”
“三门能打准。两门还在调试。”
冯·克劳泽皱起眉头。“还在调试?演习就在下个月。”
“下个月前能调好。”
“你确定?”
“确定。”
冯·克劳泽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他转身走进炮台,开始检查。先看炮位,再看弹药库,再看士兵的宿舍。他看得很仔细,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三位上校跟在他身后,拿着笔记本,写写画画。中校负责测量炮位尺寸,少校负责清点弹药数量。
“你们的弹药存量是多少?”少校问。
施密特递给他一份清单。“穿甲弹两百发,高爆弹一百五十发,练习弹八十发。”
少校看了看清单,皱了皱眉。“穿甲弹只有两百发?演习一次就要用掉五十发。”
“省着用。”
“省着用怎么演习?”
“打准点。一发抵十发。”
少校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冯·克劳泽检查完炮台,站在围墙上,看着海面。海很蓝,几艘渔船在远处撒网,海鸥在头顶盘旋。
“海景不错。”他说。
“比维也纳好看。”莱奥站在他旁边。
“你去过维也纳?”
“去过。培训。”
“你喜欢维也纳吗?”
“不喜欢。没有海。”
冯·克劳泽转过身,看着他。“你这个人,说话很直。”
“当兵的,说话直。”
“当兵的也要会说话。不会说话,升不上去。”
“不想升。想守炮台。”
冯·克劳泽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你跟你父亲一样。”
莱奥愣了一下。“您认识我父亲?”
“认识。柯尼希格雷茨战役,我跟他在一起。他冲在前面,我在后面。他死了,我活着。”
莱奥沉默了。
“你父亲是个好军官。”冯·克劳泽说,“你也是。”
“谢谢将军。”
“不用谢。演习好好打。打好了,我帮你们申请新炮。”
“谢谢将军。”
冯·克劳泽转身走了。莱奥站在围墙上,看着他的背影。他忽然想起父亲。父亲冲在前面,他在后面。他活着,父亲死了。他替父亲活着。活着,守炮台。守炮台,等新炮。等新炮,打演习。打演习,证明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为了升官,是为了让父亲的名字不被忘记。
“莱奥,你哭了?”施密特走过来。
“没有。海风吹的。”
“你在撒谎。”
莱奥摸了摸自己的脸。湿的。
“好吧。我哭了。”
“为什么?”
“想我父亲。”
施密特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会在天上看着你。你打好了,他高兴。”
莱奥点了点头,擦掉眼泪。
“走吧,”他说,“调炮。”
观察团的少校叫赫尔曼·诺伊曼——跟伊洛娜的律师同名,但不是同一个人。他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瘦高个,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说话慢吞吞的,但做事很利索。他花了一个上午清点完弹药,然后走到咖啡馆门口,看了看那块手写的招牌——“炮台咖啡馆”。
“这里还有咖啡馆?”他问。
“刚开的。”雅各布站在门口,“喝一杯吗?”
诺伊曼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他坐在靠窗的桌子旁,看着海。雅各布倒了一杯咖啡,端过来。
“尝尝。新配方。”
诺伊曼喝了一口,眼睛亮了。“好喝。”
“真的?”
“真的。比维也纳的还好喝。”
雅各布笑了。“那您多喝。管够。”
诺伊曼喝了三杯,付了钱,走了。雅各布看着他的背影,对伊洛娜说:“这个少校,是个好人。”
“你怎么知道?”
“他喝咖啡不加糖。不加糖的人,不矫情。”
伊洛娜笑了。“你这是什么逻辑?”
“开咖啡馆的逻辑。喝咖啡不加糖的人,要么是真不怕苦,要么是真不怕苦。不管哪种,都是不怕苦的人。不怕苦的人,不坏。”
伊洛娜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
下午,观察团看士兵们操练。莱奥指挥,施密特带班。三十七个士兵排成三排,扛着旧炮的炮弹,从弹药库跑到炮位,装填,瞄准,发射——不是真打,是模拟,用空炮。莱奥站在旁边,喊着口令。士兵们跑得很快,但动作不齐。有人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跑。
冯·克劳泽站在旁边,看着秒表。
“速度还行。但动作不齐。”
“训练时间短。再练一个月,能齐。”
“下个月就演习。没有一个月了。”
“那就练到演习前一天。”
冯·克劳泽看着他,没有说话。
操练结束后,士兵们坐在炮台上休息。保罗端着一壶咖啡,挨个给他们倒。士兵们接过去,喝了一口,都笑了。
“好喝!”一个士兵说。
“比食堂的好喝一万倍!”另一个说。
保罗笑了。“科恩先生煮的。他煮了六年,才煮出这个味道。”
“六年?够我当两期兵了。”
“他以前煮得难喝。现在好了。”
士兵们笑了。笑声在炮台上回荡,惊起了几只蹲在炮管上的海鸥。
冯·克劳泽站在围墙上,看着那些士兵,看着那个端着咖啡壶的少年,看着那片蓝得发假的海。
“海登莱希中尉。”他喊道。
莱奥走过去。“将军。”
“你的兵,不错。”
“谢谢将军。”
“你的咖啡,也不错。”
“那是雅各布煮的。他是开咖啡馆的。”
冯·克劳泽看着那间小小的、用营房改造的咖啡馆,沉默了几秒钟。“演习后,我再来。喝咖啡。”
“欢迎。”
傍晚,观察团走了。坐马车去火车站,赶最后一班火车回维也纳。莱奥和施密特站在炮台门口,看着马车越走越远。
“施密特,”莱奥说,“你觉得,他们会给新炮吗?”
“不知道。那个少将说会帮我们申请。申请了,上面不一定批。”
“那就再申请。申请到批为止。”
施密特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太倔了。”
“不是倔。是没有别的办法。”
他们转身走回炮台。保罗站在飞机旁边,正在擦蒙布。他擦得很仔细,每一寸都擦到了,连翅膀下面都不放过。
“保罗,你擦那么干净干什么?”施密特问。
“明天飞。飞两千五百米。”
“两千三百米都飞了,两千五百米也能。”
“不一定。风大了,飞不稳。”
“那你就等风小了再飞。”
“不等。明天就飞。”
施密特摇了摇头。“你跟你莱奥叔叔一样倔。”
保罗笑了。“他教的。”
“他教你倔?”
“他教我不放弃。”
施密特看着他,笑了。“好吧。不放弃。明天我帮你推。”
四月十日,保罗的飞机飞了两千六百米。
风比昨天大了一些,但飞机飞得更稳了。机翼的蒙布绷得很紧,在风中发出嗡嗡的声音,像一架巨大的提琴。保罗握着方向盘,感觉自己在飞,不是飞机在飞,是自己。自己的身体变轻了,轻到像一片羽毛,被风托着,飘在海上。他低头看海,海是蓝色的,很深,很远的蓝。他抬头看天,天是蓝色的,很浅,很近的蓝。他夹在两种蓝色之间,像一只鸟。
“伊洛娜姐姐,您看到了吗?”他喊道。
伊洛娜站在地上,仰着头,看着那架飞机。她看不见保罗的脸,但她知道他在笑。
“看到了!你飞了很远!”
飞机落在地上,滑了一段,停了。保罗从座位上跳下来,跑到伊洛娜面前。
“两千六百米!”
“你飞了两千六百米。”
“还有两千四百米,就能飞过海了。”
“那你什么时候飞过海?”
“等风对的时候。等天好的时候。等我有信心的时候。”
伊洛娜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你一直有信心。”
“今天有。明天不知道。”
“明天也会有。”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在发抖——不是怕,是兴奋。
“伊洛娜姐姐,”他说,“等我飞过海,您跟我一起。”
“好。我跟你一起。”
“您不怕?”
“不怕。你开,我坐。”
保罗笑了。他转身走回飞机旁边,继续擦蒙布。
四月中旬,伊洛娜收到了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信是费舍尔写来的,很短:
“伊洛娜:
工厂主协会没有放弃。他们在收集你的材料,准备告你逃税。你以前在报社的稿费,有没有交税?查一下。如果有漏洞,赶紧补。没有,就不怕。
费舍尔”
伊洛娜把信给雅各布看了。雅各布读完,沉默了几秒钟。
“你交税了吗?”他问。
“交了。每一笔都交了。贝尔塔教我的。她说,稿费要交税,不交税,以后会被查。查到了,麻烦。”
“贝尔塔是个聪明人。”
“她什么都懂。就是不懂照顾自己。”
雅各布把信折好,还给她。“那你不用担心。让他们查。查不出什么。”
伊洛娜点了点头。她走到窗前,看着海。海很平静,几艘渔船在远处撒网,海鸥在头顶盘旋。
“雅各布,”她说,“你说,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停?”
“永远不会停。你写,他们告。你赢,他们上诉。你再赢,他们再告。除非你停笔,或者他们破产。”
“他们不会破产。他们有钱。”
“那你就继续写。写到他们破产为止。”
伊洛娜转过身,看着他。“你跟我父亲一样。”
“哪里一样?”
“固执。”
雅各布笑了。“你也是。”
“对。我也是。”
她走回书桌前,铺开稿纸,继续写。第三十九篇。她写的是工厂主的新策略——告她逃税。她写道:“他们告我诽谤,输了。告我煽动,输了。现在告我逃税。他们没有证据,但他们有钱。有钱的人,可以一直告,直到对方没钱请律师、没精力写文章、没时间活着。但他们忘了,我写文章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活着。”
她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但海面上有月光,银白色的,像一条路。
一条通往远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