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放下手,手指在笔记本上轻轻敲了两下。“赫歇尔夫人,我想问的是——这种新闻发布,是否会成为定例?”
伊丽莎白愣了一下。会客厅里安静了一瞬。几位记者都转过头,看着杰克,又转回去,看着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看着杰克,看了好一会儿。她想起玛丽说过的话——“那个写社评的记者,脑子很快。”
现在她知道,玛丽说得对。这个人,不只脑子快,眼睛也毒。别人还在问“多少钱”“怎么花”,他已经看见了更远的东西——制度,惯例,那些可以留下来、传下去的东西。
她轻轻摇了摇头。“目前,王储殿下还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计划。”她顿了顿,嘴角弯了一下。“不过,我个人认为,像这样的公共慈善事业,向公众保持透明和沟通,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会向殿下建议,将这种形式——形成定例。”
几位记者的眼睛亮了。不是那种“挖到猛料”的亮,是另一种——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以后可能被当成“人”而不是“虫子”来对待——的亮。
杰克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下第三行字。“赫歇尔夫人:将建议王储形成定例”。
他写完,抬起头,正好对上伊丽莎白的目光。她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很轻,很快。可杰克看见了。那是一种——“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是这么想的”——的笑。
伊丽莎白又回答了几个问题。关于学校选址,关于济贫院医疗援助的具体内容,关于那个小型慈善基金的申请条件。她一一答着,不急不慢。那些数字,那些计划,那些她从笔记本上背下来的东西,从她嘴里说出来,清清楚楚的,像她这个人。
最后,她站起来。几位记者也站起来。
“诸位,”她说,“感谢你们的到来。后续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她顿了顿,目光从那些记者脸上一一扫过。“王储殿下说,她不喜欢那些把她捧上天的文章。她只希望,那些钱,真的帮到了该帮的人。”
她行了个礼,转身走了。裙摆扫过地板,没有声音。几位记者站在那里,看着她走出门,看着那扇白色的双开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
会客厅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纪事晨报》的记者低下头,飞快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先驱报》的记者站起来,走到窗边,又走回来,嘴里念念有词。那两个小报的记者凑在一起,压低声音说着话,偶尔点点头,偶尔争论几句。
杰克没有动。他坐在那里,把笔记本上的那几行字又看了一遍。
“二十五万三千镑。学校,济贫院,慈善基金。公开账目,接受查阅。建议形成定例。”
他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走出会客厅。走廊里很安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板上,一格一格的。他走过那些光斑,觉得自己像是走在一首很慢的曲子里。
他想起主编说的话——“你认识那位班纳特小姐。她姐姐现在帮王储做事。也许是她提的你。”
他不知道是不是玛丽提的他,也不知道伊丽莎白记不记得他写过的那篇关于玛丽救人的报道。可他记得。
他记得那个女孩躺在湖边,脸白得像纸。他记得玛丽跪在地上,往她肺里吹气,按压她的胸口。他记得那些围观的人,那些七嘴八舌的声音,那些“亵渎”“住手”的喊叫。
他也记得后来,医生协会的表态,皇家人道协会的勋章,萨里兰专栏的那篇评论。那些字,那些从纸上站起来的字,替一个被人骂的女人说了话。
他站在走廊里,忽然想起玛丽在采访里说过的话。“一个人的工资,当然应该取决于他做了多少工作。”那时候他不懂,一个写侦探小说的女人,为什么要说这些。现在他好像懂了一点。不是懂了那句话,是懂了她为什么说。
她说的不是工资,是人。是那些被当成虫子的人,是那些做了很多工作、却拿不到应得报酬的人,是那些站在角落里、被忽视、被轻蔑、被一脚踩死的人。她替他们说话。用她的书,用她的钱,用她那些在别人看来“不该女人碰”的事。
杰克转过身,继续往外走。他走到门厅的时候,仆人递给他一只小小的纸袋。“赫歇尔夫人吩咐的,每位记者先生一份。”杰克接过来,打开。里面是几块饼干,还有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只有一行字——“谢谢你们来。”
他把纸条折好,放进外套口袋里。把饼干塞进嘴里,嚼了嚼。甜的,酥的,在嘴里化开。他走出克莱蒙特庄园的大门,上了马车。车夫扬起鞭子,马车动了。
他靠在座位上,望着窗外那些修剪整齐的草坪和那些低着头吃草的鹿。饼干的味道还在嘴里,甜丝丝的。
第二日,伦敦的报纸炸了。
不是那种花边新闻的炸,是那种——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涟漪一圈一圈荡开——的炸。
《泰晤士报》的标题最克制:“王储举办慈善拍卖,筹得善款二十五万三千镑”。可文章底下,杰克把那些数字、那些计划、那些“公开账目、接受查阅”的承诺,一条一条列得清清楚楚。
他没有写“王储英明”,没有写“贵族夫人慷慨”。他只是把那些东西,像摆积木一样,一块一块地摆在读者面前。让他们自己看。
《纪事晨报》的标题更直白:“二十五万三千镑——王储慈善拍卖创纪录”。文章写得很长,从拍卖会现场写到后续计划,从那些捐出首饰的贵族夫人写到那些举牌竞拍的银行家太太。
最后一段,记者写道:“赫歇尔夫人代表王储发言时表示,善款将全部用于慈善事业,账目将向公众公开。这在英国慈善史上,尚属首次。”
《先驱报》的标题带着一点感慨:“王储的慈善蓝图——不只是钱”。文章重点写了那些计划——学校,济贫院,慈善基金。
记者写道:“王储殿下没有选择将这笔钱捐给教会,或是交给某个现成的慈善机构。她选择亲自过问,亲自规划,亲自监督。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那两家小报也没有落后。一家写“王储拍卖会内幕:那些捐出传家宝的贵族夫人”,另一家写“银行家太太两万镑拍下王储胸针——罗斯柴尔德夫人的大手笔”。他们写的是花边,可花边底下,也藏着那些数字,那些计划,那些“公开账目”的承诺。
伦敦的咖啡馆里,有人举着报纸念。念到“二十五万三千镑”的时候,有人吹了一声口哨。念到“公开账目、接受查阅”的时候,有人放下杯子,说了一句“早该这样了”。
酒馆里,几个工人围在一起,听一个识字的人念报纸。念到“为因工伤失去生计的工人家庭提供临时救助”的时候,一个手臂上缠着绷带的男人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不能再干活的手。他没有说话,可他的喉咙动了一下。
茶会上,太太们摇着扇子。“王储这次,是真的要做事了。”一位太太说。旁边另一位太太接话。“她母亲要是还在,看见她这样,也该放心了。”没有人反驳。那些平时最爱挑刺的太太们,今天也闭了嘴。
克莱蒙特庄园的花园里,夏洛特坐在石桌旁边,面前摊着那几份报纸。她一份一份地看过去,看完一份,放在一边,又拿起另一份。
利奥波德从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两杯茶。他在她对面坐下,把一杯茶推到她面前。“看了一上午了,还没看完?”
夏洛特抬起头,嘴角弯着。“看完了。又看了一遍。”
利奥波德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写得怎么样?”
夏洛特想了想。“没有捧我。只是把那些事,一件一件地写出来了。”她顿了顿。“我喜欢这样。”
利奥波德看着她,没有说话。他知道她在想什么。那些年,报纸上写的都是她父亲的荒唐事——欠债,挥霍,和那些女人的纠葛。偶尔写到她,也是“王储殿下出席了某某活动”,轻飘飘的,像在说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现在不一样了。那些报纸上写的是她做的事,不是她是谁的女儿,不是她嫁给了谁。是她自己。
夏洛特把最后一份报纸放下,靠在椅背上,望着远处的草坪。阳光落在那些冬青上,绿得发亮。
“莉齐说,那个《泰晤士报》的记者问她,这种新闻发布会不会成为定例。”她顿了顿。“她回答得真好。”
利奥波德放下茶杯。“她怎么说的?”
“她说,目前还没有明确计划。但她个人认为,这样的公共慈善事业,向公众保持透明和沟通,是非常有必要的。她会向我建议,形成定例。”
利奥波德笑了。“她倒是会替你拿主意。”
夏洛特也笑了。“是我让她拿的。她那个人,拿主意之前,会想很多遍。想完了,说出来,就是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