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黄埔,我才是福将第267章 挑衅

        六月下旬的上海,法租界顾公馆从清早起就热闹非凡。

    厨娘照例天不亮就吊高汤,张娴提前三天请了一下厨子,又专门派人去扬州请了一位做淮扬菜的老厨师。

    客厅里的红木圆桌铺上了新换的白色桌布,银餐具和高脚杯在枝形吊灯下闪闪发光。院子里搭了一座临时遮阳棚,摆了几张藤椅和茶几,预备给宾客们喝茶纳凉。

    今天是林娥儿子的百日宴。

    小家伙出生在三月,顾长柏当时正在处理马政和兵工厂的事务,没能在产房外守着,这次百日宴他特意从山东赶回来。

    虽然还没结婚,但是因为孩子,他还是把南京上海两地能请的老朋友全请了。

    最先到的是于右任。这位监察院院长穿着一身灰布长衫,手里拄着一根竹节手杖,进门的时候顾长柏亲自迎接。

    于右任的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承烈,你这一年不是在山东就是在陕西,南京的参谋本部连你的人影都见不着,想找个人下棋都找不到。”

    顾长柏笑着把他往客厅里让:“老院长这话说的,您那手棋,我去了也是被您让三子。您先坐,今天从山西过来的汾酒,给您留了一坛。”

    于右任刚坐下,戴季陶和邵元冲前后脚到了。戴季陶一身藏青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进门就跟顾长柏谈起,南昌的蒋校长被耍的团团转,屡战屡败。

    邵元冲倒是轻松许多,这位代理立法院长最近被宁粤分裂的事搞得焦头烂额,难得出来透口气,一进门就直奔院子里那几盆兰花。他运气不错,胡汉珉被软禁,他白得了个官职。

    紧接着王宠惠和朱培德联袂而至。王宠惠最近正在逐渐疏离南京政府,来得低调;朱培德是军队里的老资历,有朱系滇军,但是身体一直不好,两人跟顾长柏寒暄了几句,便在客厅一角坐下喝茶。

    杨树庄这位海军部部长终于来了,穿着一身白色海军礼服,进门的时候顾长柏特意多迎了几步。两人低声交谈了片刻,杨树庄提到福建工厂的事。

    他和顾长柏是政治盟友,而且顾长柏不久前给他搞了两个陆战旅的编制。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联袂而至的。陈果夫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太好,脸色蜡黄,但眼神还是精明的;陈立夫倒是精神抖擞,跟顾长柏握完手就开始打听部队的编遣进度。

    顾长柏笑着应付了几句,把话题岔开。张群和熊式辉是从上海市政府那边赶过来的,两人一个管市政一个管军警,最近正在配合推进“大上海计划”。

    李石曾最后一个到。这位国民党元老穿着一身藏青色长衫,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进门就说有份关于中法文化交流的文件要请顾长柏过目。顾长柏把文件袋接过来放在玄关的柜子上,笑着把他往院子里让。

    宋渼菱是代表蒋校长来的。她穿了一件紫色旗袍,头发挽成低髻,进门的时候满客厅的人都站了起来。她跟张娴和顾长柏说了几句家常话,又特意走到林娥面前,弯下腰看了看她怀里的小家伙。

    小家伙睡得正香,对外面这一屋子的大人物毫无知觉。

    宋渼菱笑了笑,从手包里拿出一个红包放在婴儿的襁褓旁边,但是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好像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哼!老娘也有儿子!

    谭祥看着大厅里面高朋满座,热闹的景象,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

    此时的东北,日本人在不断挑事,东北军疲敝不堪。但是,沈阳兵工厂的冶金和大型加工设备都被转移到天津了。

    步枪、轻重机枪50%的产能已经被顾长柏忽悠到关内。

    ………………

    1931年4月,吉林长春以北三十公里的万宝山,一个叫郝永德的汉奸地主在日本驻长春领事馆的暗中授意下,私自将数百亩荒地转租给朝鲜侨民李升薰等人。

    朝鲜侨民还是扛着铁锹下了地,按照计划,他们要开挖一条十二公里长的水渠引伊通河水灌溉稻田,而这条水渠将横穿数百亩中国农民赖以为生的熟地。到了雨季,河水还会顺着水渠倒灌,淹没周边上万亩农田。

    五月,朝鲜侨民强行开工,当地中国农民自发聚集阻拦,双方在地头上对峙。

    长春县政府派出警察调解,明令侨民停工等待官方裁决。

    正常逻辑下,这是一起地方性的民事纠纷,按照属地管辖原则,理应由长春县政府依法处理。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馆根本不打算讲道理。他们声称“朝鲜侨民归日本保护”,拒绝接受中国地方政府的任何管辖,并直接派出武装警察携带机枪赶到工地,开枪威慑中国农民和手无寸铁的中国警察,强行掩护施工。

    半月后又增派警力,最终在机枪的掩护下强行完成了水渠工程。从始至终,日本人没有出示过任何合法文件,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外交交涉,唯一的逻辑就是枪。

    七月初,日本控制的通讯社和报纸开始大规模歪曲事实,向本土和朝鲜半岛散布“中国人屠杀朝鲜侨民”的虚假消息。平壤、汉城等地随即爆发大规模排华暴乱,仅平壤一地就有上百名华侨被杀、上千人受伤,大量华人商铺和住宅被焚为灰烬,数万华侨被迫抛弃全部家产逃回国内。

    暴乱发生后,日方又反过来将华侨受害的结果包装成“中国排日引发的报复”,在东北日侨中大肆渲染“在满日本人生命财产受威胁”。至此,关东军完成了第一轮战争舆论动员,“满蒙危机”和“护侨自卫”的叙事成功压制了日本内阁中对华缓和派的声音。

    如果说万宝山事件是制造泛化的排日舆论,那么中村事件则是为关东军提供了直指军事对抗的具体借口。

    中村震太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大尉参谋,1931年五月受参谋本部派遣以“农业技师”假身份潜入东北兴安屯垦区执行军事侦察任务。兴安屯垦区是东北军设立的边防军事禁区,明文禁止外国人进入。

    中村随身携带军用地图、测绘仪器、手枪、密码本和大量侦察记录,六月二十五日被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巡逻队查获,团长关玉衡亲自审讯后确认其军事间谍身份,于六月二十七日下令将中村等四人秘密处决,尸体与证物全部销毁。

    尽管处决严格保密,日方仍通过情报网络锁定了兴安屯垦军。七月份确认中村死讯后,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少壮派公开叫嚣“武力膺惩”“用鲜血洗刷国耻”,刻意隐瞒中村间谍身份,将其包装成“民间农业考察学者”被中国军队“无故杀害”。

    刚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直接借此事强化战备,公开宣称“满蒙问题除武力外别无解决之途”。日本政府同步向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谢罪赔偿,并以护侨为名向东北增派军舰与兵力。原本对动武持谨慎态度的日本内阁在舆论与军部双重压力下逐步放弃对关东军的约束,关东军由此获得国内广泛支持。

    原本预定于九月二十八日的行动,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奉命赴东北“制止擅自行动”的契机下被密谋集团提前到了九月十八日。

    顾长柏是在七月中旬收到万宝山事件完整报告的,密报里详细列出了日本领事馆派驻警察的人数和番号,末尾附了一句:“朝鲜排华暴乱已致华侨死伤逾千,东北日侨借机大肆宣传排日。”

    他看完密报,递给俞大维,等俞大维看完后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这是在给动手找借口。先用朝鲜人试探反应,再用间谍事件煽动民意。下一步,就是动手了。”

    俞大维把密报搁在桌上,沉默了几秒:“我们还需要多久?”

    “至少五年。”

    “命令各部取消休假,发放武器,全军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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